铜仁市锦江广场第六十四级高台上，伫立着令人肃然起敬的三尊铜像。孔子像气象敦和，凝目沉思；慈目善眉的释迦牟尼像，袭一身祥和之气，指点着芸芸众生；老子像则透出一股飘逸之风，以他尚无为、顺自然的深邃目光洞察着世事人生。

三尊铜像。王翎 摄

沐浴在21世纪阳光下的三尊铜像，并非是现代城市的“名片”创意，而是铜仁富于底蕴的文化象征。自元朝始，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宗就在这里聚合，儒释道三家鼻祖的塑像在铜仁的青山绿水间相拥而立了700年，史称“铜范三教像”（中国传统上所谓“三教”的“教”，其含义乃教化之“教”，而非宗教之“教”）。

“铜仁”的由来，就因这三尊“铜人”。

“铜人”，这一奇特而意蕴无穷的文化景致，古往今来，在铜仁从蛮荒到现代的历史长河中，演绎了许多扑朔迷离但并不怪异荒诞的故事，钟灵毓秀之气和铜仁人透悟中国文化的智慧，在这些故事和史料间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渔人潜入铜岩底。AI生成

三尊“铜人”的来历，有两种说法，一说“捞”自江中，一说自上游冲激而来。前说是元朝时有渔人潜入大江、小江合流处的铜岩底，见“岩足如鼎，中有铜范三教像”，遂“挽之而出”，并有墨客为之咏叹“郡控乌罗障玉屏，铜人出水铸三星”。后说出自从日本影印回来的明万历《铜仁府志》：“元时，思南府德江上游五十里，播州（今遵义）、石阡二水合流处，名铜佛嘴，相传寺中有铜佛七尊，各重千斤……三尊忽流至铜仁……因以名司，至今名府。”前说并未说明“铜人”究竟是何人何处何时所铸，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美丽的想象空间。后说也让人疑窦丛生：铜仁的大小江分别发源于梵净山的南麓与东麓，何以与乌江水系的播州、石阡相通？更不会有千斤大佛像“忽流”而至，也让人有一种时空错置的感觉。尽管两说都未能尽如人意，似成千古之谜，但今人大可不必细究，因为历史的真实不可能完全包容历史的细节，即便是一种附会，也在中国文化“得意忘象”的意境之中，“气、韵、神”味十足，模糊之美反而映衬出铜仁人的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精神。

大江、小江合流处。图片来源网络

历史褒奖了铜仁人的智慧。史实确凿无疑地印证“铜仁”与“铜人”的渊源。元时，官方认可了“铜人”，并循“铜人”之事，命以“铜人”之名。史载，约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年（1283），始置“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”；“三教像”也被置于谓之“中流砥柱”的铜岩之上，还有文人骚客留下的不少丽词佳句：“天造中流一柱观，地标何代三铜人”“巍然一石砥中流，谁立铜人最上头”……这是当时弥漫着文化气息、洋溢着喜庆气氛的铜仁景观的真实写照。诗中似有一些疑问待解，但更多的是颂扬和欣喜。

俯瞰铜岩。图片来源网络

“铜人”这个地名被延续了89年。明洪武五年（1372），“改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为铜仁长官司，铜仁至此定名”，并沿用至今。至于“铜人”为何改称“铜仁”，《铜仁市志》上是这样说的：“古人认为‘人者，仁也，渐人之化’”，于是就改为“铜仁”。这顺应了当时的政治文化潮流。明代程朱理学盛行，其以承继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，自然对儒家的理论有很多的阐发，特别是发挥儒家性理之学与佛、道抗衡。“仁”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，所以在明代改“人”为“仁”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人杰地灵的铜仁，对“以人为本”早就独具慧眼、情有独钟，对“人”与“仁”的涵义有独到的领悟，也促成“铜人”到“铜仁”的改变。

桥头古建群。奉江生 摄

对铜仁历史文化颇有心得的刘新华先生收集到的一个细节意味悠长：说“铜人”之改为“铜仁”，因组成“仁”字的两部分“人”与“二”，合起来刚好为“三人”；而“仁”中的单人旁，象征儒家在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。这真是“铜范三教像”和铜仁历史沿革中的点睛之笔，这是关于“铜仁”由来亦庄亦谐的诠释。

由于朝代更替和战乱，三尊铜像也曾数度移挪和毁失，但铜仁人对文化圣人的崇尚和膜拜之情一直耿耿于心。明洪武五年（1372）、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、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和清康熙初年都进行过重塑或移置，至1954年“被人偷凿成碎铜出售”，2005年１月１日又重塑于铜仁市的中心广场，传续着铜仁演变的千古佳话。

中南门文庙。图片来源网络

遍观神州大地，五湖四海，自古及今以儒释道三“圣人”聚合而立成为地域和城市标志的，惟铜仁而已。

一个没有文化底蕴支撑的地域和城市，是浅薄和没有品位的。循着“铜人”到“铜仁”的历史轨迹，守望着奇光异彩的文化源头，铜仁文化的根脉历历在目。

中南门街。图片来源网络

（本文选自《阅读铜仁》，作者系周洑生（1948—），江苏吴县人，铜仁日报社原社长。）